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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其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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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东汉大儒徐干不朽  

2010-01-05 20:54:20|  分类: 我的白话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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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把徐干与曹操定位在同一个时代,说曹操难免会话及徐干。谨以此旧文,献与曹操墓(抑或汉魏大墓)发现之际。同时笔者正在掌握更多材料,将不断修改,以期此文更加详实。此外以前有网友问及鄙人新浪博客昵称由来,敝文是最圆满回复。

 

开辟先河赖徐干,伟长中论论不刊。

寻章摘句嘲儒鄙,大义微言出建安。

以名命实名在后,实立名从实在前。

虽说重才不重德,到底精神同圣贤。 

    这是台湾某大学教授黄玉顺先生的诗作《咏徐干》。在昌乐这块古老的土地上,东汉末年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、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徐干徐伟长已经逝去近1800年,然而他的墓冢和著作《中论》却留了下来,吸引着世人注意的目光。

    徐干(171—218),字伟长,汉魏时期北海剧县(今山东昌乐)人。按民国时期诸城名士王景韩先生主持撰修的《昌乐县续志》:徐干墓在昌乐县城东北隅。干墓,见魏书地形志都昌条下。今昌乐即魏之都昌,徐干其为县人无疑。《寰宇记》误以潍州东51里(《齐乘》作50里)之五冢南首最大者为干墓。而据昌乐朱刘店唐延载年间《王义和造桥记》(王义和造桥,在朱刘店今桂河大桥东约50米处,另有拙文《昌乐有块造桥碑》详尽解读):“(桥)右乃孤竹伟长之陵庙,西接丹川”,丹水绕城西北流,干墓在县城东北,以地形论,正与造桥记所云相符。有人以为徐干的墓冢在今天的尖冢村(距此桥西北仅5公里,从前有汉墓大冢数座)一带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另外因为此桥桥北有土埠,村人称之曰庙地,从前又有古村落曰大寺村,此村名地名与碑记中的“右乃孤竹伟长之陵庙”好像有某种联系,所以也有人以为徐干墓在此。

    《昌乐县续志》还收有佚名前人诗二首,写徐干墓:

建安七子并蜚声,北海文章特擅名。中论一编人共读,雕虫著作不能争。

发情思古辄流连,蔓草荒榛访墓田。汉魏祗今无寸土,先生大冢尚岿然。

据史书记载,徐干小时候受家教熏陶,自14岁开始发愤忘食读五经,,夜以继日,以至父亲经常加以阻止,生怕他熬坏身体,。徐干20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,并博览传记。他出口成章,下笔成文,有所思辄提笔一挥而就。与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并称“建安七子”。东汉末年,桓灵之时,官官用事,结党营私,永乐太后于西园署卖官,灵帝则大兴土木,纵情声色,宫女六千,日以游乐为务,导致天下骚然,怨声载道。董卓乱后,两都残破,献帝东归之时,洛阳宫室烧尽,致于百官朝贺,都披荆棘依墙壁。当时各地输献未至,群僚饥饿困乏,尚书郎以下百官都自出采稆,常死于断壁残垣之间。其后曹操迎献帝归许,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就是在这样政治动乱,士风沦丧的社会环境中,徐干却出于污泥而不染,“轻官忽禄,不耽世荣”,屡屡谢绝州官牧守的聘任。曹操曾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掾、五官中郎将文学等职,他却无意仕进,辞职归乡,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。他好学不厌,诲人不倦,教授门徒循循善诱,如春风化雨。虽生活困窘,“并日而食”,却从不悲愁,“潜身穷巷,颐志保真”。所以后来魏文帝曹丕称赞他说“怀文抱质,恬淡寡欲,有箕山之志,可谓彬彬君子矣!” 

    徐干擅长辞赋,能诗,“其五言诗,绝妙当时”,魏文帝极为赞赏,曾说:“干之《玄猿》、《漏卮》、《园扇》、《桔赋》,虽张、蔡不过也”(张、蔡指张衡与蔡邕)。徐干的著作,今天多已散失,仅有《中论》、《齐都赋》等传世。《中论》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文章风貌。对于天道人事的思考,徐干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人生活于天地之间,对于浩瀚的苍穹,自始便充满了各种揣测。虞夏以前,洪荒湮远,难加稽考。殷人敬天事鬼,周初人文精神跃动。到孔子之时,天已有了多种意涵,包含命运之天、意志之天、理序之天、自然之天等。墨子主天志天命,其言曰:“夭寿贫富,安危治乱,固有天命,不可损益。”下逮战国,庄子主天人合一,孟子主知天事天,荀子则主制天用天。秦时《吕氏春秋》曰:“祸福之所自来,众人以为命,安知其所。”西汉之时,董仲舒大倡天人感应之说,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,究天人之际,对老子所言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的说法,提出了强烈的质疑。下及东汉王充,力评天人感应,狂张命运之旗,认为“有死生夭寿之命”,“有贫贱富贵之命。”而且“凡人受命,在父母受气之时,已得吉凶矣。”王充的命定思想,对于乱世人心并无提振之功,有的只是消极的承受。徐干作为生活在权臣当政、群雄割据的汉末乱世的一代大儒,其天人观念的理论和思想主要以阐发中正之道为宗旨,力图矫正时弊,重建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,集中体现在他的传世著作《中论》中。

   《中论》共二十余篇,是徐干因病故而未竟之作。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,针对当时华而不实的文风,徐干指出儒士应当“上求圣人之中,下救流俗之昏”,以阐发大义、弘扬圣贤之道和传播教化为己任。《中论》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,在教育的意义、宗旨、内容、方法等方面均有较为精辟的论述,这在汉代学者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。在阐明圣贤治学之道的同时,徐干还批判当时的不良学风和士风。徐干的文章风骨和教育思想,穿过历史的时空,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

   徐干极重学习,所以将〈治学〉篇置于《中论》之首,并且说“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,则不为良骏;人虽有美质,而不习道,则不为君子。”可见他认为人之初性本美。但如果不学习,则不会成为君子。学习才有成功留名之可能,〈治学〉篇说:昔之君子,成德立行,身没而名不朽,其故何哉?〔学也〕。学也者,所以疏通达思,怡情理性,圣人之上务也。民之初载,其蒙未知,譬如宝在于玄室,有所求而不见。白日照焉,则群物斯辩矣。从徐干的理论来说,人要追求福报,则必须积德行善,但积德行善者,是否必然有福报,却是另一回事,而人之追求成为一个君子,姑不论其是否有目的,仅就其“成德立行,没身而名不朽”这一点而言,徐干认为是透过学习而来的。如果不学习则空有美质,如宝物之在黑屋子里,终不免蒙昧不见。而且“人不学,则无以有懿德。有懿德,故可以经人伦。”换而言之,要“经人伦”便须“有懿德”,而要想“有懿德”,则必须透过学习,可见学习之重要。“昔之君子,成德立行,身没而名不朽,其故何哉?学也。”徐干认为人通过学习可以“疏神达思,怡情理性”,也就是说学习在调理人的精神、思维、情感和本性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,因此是“圣人之上务”。学习之于人,如同太阳照到黑暗的屋子里,里面的器物立刻昭然可观一样。学习就像照亮内心的太阳,可以启蒙开智。“独思则滞而不通,独为则困而不就。”这句当是徐干对孔子“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”、“三人行必有吾师”等教育思想的继承、理解和发挥。学习的关键还在于立定求学的志向,他强调主观努力的重要,指出人无志不立:“志者,学之师也;才者,学之徒也。学者不患才之不赡,而患志之不立。”徐干认为人对待学习要像日月之行一样,终身不辍,死而后已。也就是说要有活到老、学到老的精神。事实上,徐干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人。

    徐干不满于汉末朝政废弛、道德沦丧以至学风败坏的现象,他抨击当时社会是非混淆、黑白颠倒,朝廷选士只重虚名,致使士人离开故土,四方交游。这些人不修德行道艺,却热衷于夸夸其谈,矫饰其行,结党营私,互相吹捧、互相提携,沽名钓誉。尽管当时“冠盖填门,儒服塞道”,看上去似乎尊学尚贤的风气很盛,其实这些人之间的师生关系徒有虚名,老师不像老师,学生不像学生:“为之师而无以教,弟子亦不受业”,师生关系竟然不再是教与学的关系,教学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。至于那些“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”,徐干揭露他们是“怀丈夫之容,而袭婢妾之态。或奉货而行赂,以自固结。求志属托,规图仕进。”这些人志向低下,行为卑劣,还不以为耻地高谈大论。于是徐干感叹:“王教之败,乃至于斯乎!”由此我们隐隐可以感觉到汉末教育日益腐败,社会风气江河日下,是造成当时动乱局面的重要原因。历史的经验在此告诉我们,教育的腐败现象是不可小觑的。任何一个社会,当教育失去公平的时候,一个国家的人才如何选拔出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?有人说教育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不无道理的。

    徐干在《治学》篇中以“大乐非取于一音、嘉膳非取于一味”为喻,说明圣人之德亦非取于一道。他提倡研究学问要“大义为先,物名为后”,批评诂训学派形式主义的治学态度。他说:“学者,所以总群道也。群道统乎己心,群言一乎己口,唯所用之。”他指出做学问应当博采群道,主张借鉴别人的得失经验,以补个人之不足,他说“人之耳目尽为我用,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!是谓人一之,我万之”,把博采众识的道理说得极为透彻。但他同时指出,博采群道却不能把学问做致杂乱支离。他批评当时鄙儒的所谓博学是“务于物名,详于器械,矜于诂训,摘其章句,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”。做学问如果不注意系统归纳,把握学问的大义,而只是寻章摘句、断章取义,这种学业即使再广博,也不过是徒然地费心劳神,白费时光而无成就可言。

《治学》篇中将六经誉为“群圣相因之书”。徐干认为圣人虽早巳辞世,但“其道犹存”于六经之中。“今之学者,勤心以取之,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”。徐干推崇《周礼》中六德、六行、六艺的教学,认为“三教备而人道毕矣”。他批评当时儒生只知道全力读经却鄙视技艺之学。他认为“艺”是智慧的体现,是从事具体事务不可或缺的。艺还是成人之德的必要条件。如果将人比作树木的话,那么德就相当于根干,艺相当于枝叶,“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”。“礼以考敬,乐以敦爱,射以平志,御以和心,书以缀事,数以理烦。”六艺的作用虽各有不同,但均可使人的德行更加完美,故“盛德之士,文艺必众”。他还认为,以艺明道,以艺成德,切不可“多技艺,好小智而不通于大伦”,也是学者的大义之所在。

在人才观问题上徐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圣人以尽之大才为美,并非空为行善,无智怎能“为仁”。他称誉管仲、张良虽德行有疵,但才智卓著,能兴功立业。同时又反对专重才智而不顾德行。他主张士人应当德才兼备;用人应当用其所长;看人应当看其功大于过,还是过大于功。

徐干在《务本》篇中说:“人心莫不有理道,至乎用之则异矣。或用乎己,或用乎人。用乎己者谓之务本,用乎人者谓之近末。”君子总是将学问道德首先用于自我人格完善,而小人懂得一点东西后,总是首先去对着别人。他认为不先求修己而欲治人是舍有而思无,舍易而求难。因为“身之与家,我之有也,治之诚易”,而“人之与国,我所无也,治之诚难”。修己可完全取决于自身意愿,而治人则非自己所能决定的。而且自身修养不足,也不可能使人信服。他以孔子修《春秋》为例,凡鲁国本国之事,“小恶必书”;凡他国之事,“大恶始笔”。“详内而略外,急己而宽人”。对待他人的善恶,徐干认为应首先作为自身修养的一面镜子,即“见人之善,惧我之不能修也;见人之不善,惧我之必若彼也”。这样就可以使自身德行天天有所长进。指出君子之所贵者,在于“迁善惧其不及,改恶恐其有余”。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言行不一,就会有损于己而失信于人。故行为比言论更重要。 “欲人之信己也,则微言而笃行之。” 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明要力求先做了再说,而不是先说了再做。一个人的言论则应尽量谨慎一些,含蓄一些,就会避免言行不符。徐干还指出道德修养就是不断净化心灵的过程。君子修德总是“积小致大”,自强自重,始终如一。“琴瑟鸣,不为无听而失其调;仁义行,不为无人而灭其道。”而小人急于见功利,“行一日之善,而求终日之誉”。

 徐干认为言贵则身尊,身尊则道重,道重则教立。所以他强调“君子必贵其言”。他指出:“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,若与之言,必以其方。”例如与农夫则论以稼穑,与百工则论以技巧,与商贾则论以贵贱,与府吏则论以官守,与大夫及士则论以法制,与儒生则论以学业。这样可使“辞足以达其智虑之所至,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要”。徐干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,他提出了君子施教的具体原则和方法。首先应把握学生志向、兴趣所在及气质、性情的特点,“度其心志,本其器量,视其锐气,察其堕衰”。然后在施教过程中随时注意学生领会和接受情况,要从言语、视听、表情、行为等各个方面加以观察,“唱焉以观其和,导焉以观其随”。在充分了解学生自身特点及学习情况的条件下,为学生开辟学习途径,根据以往基础掌握学习进度,详细讲解使其明了,多方引证使其渊博,同时又要确立标准以使其学有正道,疏通线索以使其学有条理。要做到“疾而勿迫,徐而勿失,杂而勿结,放而勿逸”,使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学习而有所收获,这就是君子“导人必因其性”的道理。

建安文学的领袖魏文帝曹丕曾经高度评价徐干:“干着《中论》二十余篇,成一家之言,辞义典雅,足传于后,此子为不朽矣!”,徐干的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,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真知灼见。

徐干的生卒年,说法不一。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一注引《魏略》云:“(建安)二十三年,太子(曹丕)又与质书曰:‘岁月易得,别来行复四年。三年不见,《东山》犹叹其远。况乃过之,思何可支?虽书疏往反,未足解其劳结。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,痛何可言邪!’”按照《三国志》及曹丕《与吴质书》所言,则徐干应当是生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(170年),卒于献帝建安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。而《中论?序》则云:“(徐干)年四十八,建安二十三年春遭疠疾,大命陨颓。”依《中论?序》此说,则徐干应当生于东汉灵帝四年(171年),卒于献帝建安二十三年(218年)。又傅璇琮、沈玉成《中古文学丛考》以为《魏略》所云“二十三年”当作“二十四年”,如是则可证《中论?序》之说成立。两说之中必有一误,但是考虑到夺去徐干等人生命的那场瘟疫发生于建安二十二年,所以《三国志》和曹丕《与吴质书》中的说法还是较为可信的。如此,徐干染疾辞世应是48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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