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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其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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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另一半的“五四” 还原那些被遗忘的人  

2010-08-11 11:22:1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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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book.sina.com.cn  2010年08月04日 14:36  中国经营报

近代翻译大师林纾像
近代翻译大师林纾像

又是一年“五四”时。每逢此刻,萦绕于大家脑际的多半是诸如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傅斯年、钱玄同等新文化旗手的身影。如此思路周而复始,代代相沿,所以在一般人看来,“五四”就是这批文化战士的“五四”,是爱国青年们挥洒激情的“五四”。其实,当时的文化版图,并非只有新文化一马独行,而是各种力量万马奔腾。因此,那些旧士人的“五四”就组成了另外一番光景。无奈岁月淘洗,时光打磨,降至今朝,当初那些颇领风骚的旧士人们已逐渐淡出大众视野,沦为边缘角色。然而,无须讳言的是,这些人与新青年们一道组成了“五四”画卷的多彩底色。

  林纾:“笑骂由他我自聋”

林纾,堪称清末民初特立独行之人物。提及此翁,大家似乎只记得他是近代翻译界的不祧之祖,以一本译著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享誉文坛。其实,这林老爷子的个性甚是鲜明,有股子十头牛拉不回来的倔劲,其日常生活亦因之充满趣味。按照北京俗话讲:这老头够“轴”的!

说林纾“轴”,绝非凭空杜撰、子虚乌有。民初袁氏当国,为其复辟帝制四处笼络人才,林纾才高名重,自然在收买之列。而林却对老袁很不感冒,且他向来对这些武人抱鄙夷之情。袁多次派人带厚礼威逼利诱,希望林纾屈从己意。林颇受骚扰之苦,一日,作诗一首,递给说客,诗曰:

  渐台未败焰恢张,竟有徵书到草堂。

  不许杜微甘寂寞,似云谢胐善文章。

  胁污阳托怜才意,却聘阴怀觅死方。

  侥幸未蒙投阁辱,苟全性命托穹苍。

杜微乃三国名士,西蜀屡次征辟,皆坚辞不就;谢胐为南朝重臣,视名利如粪土,志节甚高远。林纾以二人自况,暗示老袁若是欺人太甚,我便“觅死方”;如果停止纠缠,我继续归隐,以“托穹苍”。既然林纾拒绝为自己捧场,一向待文人还算客气的袁世凯无计可施,就此作罢。

林之“轴”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,还是1917年的“文白之争”。其实林纾同新文化阵营诸人早有宿怨,这当从民初说起。民国肇造,林纾应友人邀请,赴北大任教,讲授古文。当时同仁诸如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等人,都是桐城派嫡系传人,与林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,故世人称北大国文系实乃桐城古文的天下。然而好景不长,桐城古文的生命力实在有限,已如同明日黄花,渐趋凋谢。自1915年起,章(太炎)门弟子强势入主国文系,当仁不让地夺走了桐城老辈的教席,完成了由唐宋古文向魏晋风度的嬗变过程。虽然林纾保住了教师岗位,但已从主流滑到了边缘,并不断受到章门弟子的排挤。由领头羊降为副班长,个中滋味实在是不好受,林纾自然对章门弟子很有意见,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于新文化运动时叱咤风云的钱玄同、鲁迅等人。

林纾虽一直在隐忍压抑,不过天生的那种“轴”脾气决定了他迟早要同“新青年们”大干一场。这不,新文化人的文学革命主张便成为双方激战的导火索。胡适的“八不主义”和陈独秀的“三大主义”刚一提出,便触动了林老爷子的神经。1917年2月8日,林纾在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上发表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,对文学革命的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。

严复读罢林纾文章,马上修书一封,力劝林纾不必跟小青年计较,“革命时代,学说万千,然而施之人间,优者自存,劣者自败。虽千陈独秀,万胡适、钱玄同,岂能劫持其柄,则亦如春鸟秋虫,听其自鸣自止可耳。林琴南辈与之较论,亦可笑也。”其实严复话里有话,另有深意。枪打出头鸟,在传统古文日渐失势的现实情形下,林纾撰文反驳,只会招致众人围攻,甚至有身败名裂之虞,保持沉默方乃上策。

林纾似有所悟,决定收笔。然而有道是“树欲静而风不止 ”,林纾此时已不可能从这场对垒中抽身而退了。斗志昂扬的新青年们已把他视作旧文化阵容的急先锋和主帅,若要彻底清除文言文,首先要把林老爷子拉下马,以扩大影响。正如鲁迅所言:“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,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人来赞同,而且也还没人来反对,我想,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。” 于是乎,经过周密策划,由钱玄同演“黄盖”,刘半农演“周瑜”,二人一唱一和,上演了一幕令林纾坐立不安的“苦肉计”。

这可彻底激发了老林头的那股子“轴”劲。之后的故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,他孤身一人同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刘半农、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,舍得一身剐,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,而遗老、守旧、顽固、反动各式骂名,一一扣在他的头上。其实平心而论,林此次惨败,多有判断失误之意味。在他看来,新青年们所谓的“文学革命”仅是一种文化时尚,新鲜而短暂,于是出来指手画脚。孰料新文化运动实乃一股趋势,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未见消退。“轴”老头逆流而动,自然落得个惨淡收场。

  晚年林纾曾有一首颇耐回味的诗作,曰:

  往日西湖补柳翁,不因人热不书空。

  老来卖画长安市,笑骂由他我自聋。

  黄侃: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

前面提到,当时新文化阵营中的鲁迅、钱玄同等人皆是出自章门,可见受过旧学熏染并不会阻碍对新文化之追求。不过,作为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,“疯子”黄侃却视新文化领袖们如大敌,嬉笑怒骂,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。

早在清末,黄侃就同新文化人结下了梁子。1908年的一天,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,拜见章太炎。这时,正值黄侃、钱玄同在座,听到有客人来,他俩就到隔壁的房间去。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,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,列举段玉裁、戴震、王念孙、王引之等人,多出于安徽、江苏两省。后来,话题不知怎么一转,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,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,章太炎也敷衍道:“是啊,没有什么人。”这时,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,大声喊道:“湖北固然没有学者,然而这不就是区区;安徽固然多有学者,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!”主客一听,都非常扫兴。无巧不成书的是,黄侃回国之后,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当教授。1917年,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,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。两人因而成为同事。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,主办《新青年》,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,倡导新文化运动。黄侃也不甘示弱,主办《国故》月刊,倡导国故,企图与《新青年》相抗衡。陈、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,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。

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,“五四”时期,被黄侃骂得最惨、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“暴得大名”的胡适大博士。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,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,素不相能。黄侃每次见到胡适,总要嘲讽、奚落一番,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“疯”,且比自己年长,于是每每谦让。
       有一回,胡适去赴宴,刚好黄侃也在场。宴席中间,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,滔滔不绝。黄侃听得不耐烦了,突然在一旁骂道:“现在讲墨子的,都是些混账王八蛋!”胡适知道黄侃“疯子”脾气又发作了,假装没有听见。黄侃见胡适不加理会,于是心生一计,又接着骂道:“便是胡适之的尊翁,也是混账王八蛋。”胡适听后,忍无可忍,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。黄侃却微笑着说:“你不必生气,我是在试试你。墨子是讲兼爱的,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。你心中还有你父亲,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。”结果全座哄堂大笑,弄得胡适哭笑不得。

胡适一生著述颇丰,洋洋数千万言,学界中人十分佩服。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,就是许多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等都只有上半部,没有下半部。原因之一是太忙,二是兴趣太多太杂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胡适,有人还呼他为“上卷博士”。黄侃曾拿此事在课堂上当做笑料。他对在座的学生说:“昔谢灵运为秘书监,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问其原因。黄说:“监者,太监也;太监者,下边没有了也。”

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,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,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,他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:“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,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,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,莫过于砍头,世界上最快的事,莫过于饮酒。胡适之如果要痛快,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。”

平心而论,黄侃出言不可谓不恶毒,大都是些村夫骂座的路数,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。不过,黄之所以有此举动,也是情有可原。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,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,咏陈独秀的一句是“毁孔子庙罢其祀”,专指他打倒孔家店,甚得要领。咏黄侃的一句是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。这八部书是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广韵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昭明文选》。这只是个约数,大体上是不错的。从时人之评不难看出,传统文化实乃黄侃安身立命之归宿。一旦有人对古代经典有所不敬,“黄疯子”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出面发飙,破口大骂。因此,黄侃同陈独秀、胡适之间的芥蒂,并非个人矛盾,实际是文化信念上的冲突。

黄侃的一系列过激言论,势必招致新文化人的反感,由陈独秀执掌的北大文学门再也容不下他了。1919年9月,黄侃辞职离京。行前,他书信一封,寄给友人,其中写道:

即今国学衰苓,奇说充塞于域内。窃谓吾侪之责,不徒抱残守缺,必须启路通津。而孤响难彰,独弦不韵,然则丽泽讲习,宁可少乎?

短短数句,黄氏难挽颓势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。知徒莫若师,早在一年前,身在苏州的章太炎已预感到弟子的厄运。之前黄侃同桐城诸子间的内耗已大伤元气,故 “老成攘臂未终,而浮薄子又从旁出,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、蔡也。佛法义解非难,要有亲证。如是下则近之,季刚恐如谢康乐耳。”谢康乐即东晋名士谢灵运,他才高八斗,却因受人诬陷冤死岭南。太炎先生这段类似佛偈的话,已将弟子所处的尴尬处境挑明。只可惜黄侃未参透师意,顶风而上,执意为之,自然只得落个负气南下的结局。

  辜鸿铭: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

说起当时北大那一拨反对新文化的旧派教授,除了林纾、黄侃外,还有一位鼎鼎大名,那就是怪杰辜鸿铭。辜之“怪”,当从其外表说起。每日清晨,辜老夫子总是以一副标志性的造型出现于众人面前:他身材高挑,体型干瘪,脸庞消瘦,鼻梁高耸,眼睛深蓝,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穿梭于红楼内外。那辫子上面压着一顶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,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,袖子上面斑斑点点,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,与整个校园的氛围极不和谐。并且,更让人叫绝的是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,经常拉着他在京城大街小巷到处乱跑。两条辫子相映成趣,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。因此有人说:“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,但不可不看辜鸿铭。”

但也有人颇不识趣,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?遇到这种情况,他则会像外交官一样,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:“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?”弄得人家尴尬万分,无言以对。

造型怪异倒也不算稀罕,但辜鸿铭学问之博杂则令每位与其切磋过的人啧啧称奇。辜年少负笈欧陆,深谙西学,曾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、德国莱比锡大学、法国巴黎大学等欧洲著名高等学府的文、史、哲、理、工、神学科博士学位共计13个,堪称“博士学位证书专业户”。而他归国后更是师从晚清大儒张之洞、沈曾植诸人,中学亦相当精湛。也正因为他中西兼通,所以对胡适、陈独秀这般年轻后进颇看不上眼。

他常常说:“胡适之,那个懂点美国‘ 通俗英语’的人,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,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!……以粗俗鄙陋的‘留学生英语’,叫嚷什么‘文学革命’,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!也难怪,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!……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,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,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!”

胡适自然也毫不示弱,便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文章,指出辜鸿铭的言行举止并非留恋前清,而是标新立异、哗众取宠: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,谈着“尊王大义”,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。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;当他壮年时,衙门里拜万寿,他坐着不动。后来人家谈革命了,他才把辫子留起来。辛亥革命时,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,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,坐着马车乱跑,很出风头。这种心理很可研究。当初他是“立异以为高”,如今竟是“久假而不归”了。

在此之后的一次宴会上,胡适偶遇辜鸿铭,恰好他随身带着这份报纸,就把文章给他看。辜鸿铭看过之后,把那张《每周评论》折成几叠,向衣袋里一插,正色大声说:“密斯特胡,你公然毁谤我,你要在报纸上公开向我道歉。否则,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!”胡适当即回答说:“辜先生,你是开玩笑吧。要是恐吓我,请你先生告状,我要等法院判决了,才向你正式道歉。”

大半年后,两人再度见面。胡适戏问:“辜先生,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了没有啊?” 辜鸿铭正色回答道:“胡先生,我向来看得起你,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。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,谁愿意来跟你计较?”于是,一场“辫子风波”消弥于无形。

还有一次,在教员会议上,教授们一同商讨课程设置问题,辜竟公然扬言:“如今没有皇帝,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。”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背过气去。

1920年,“辫帅”张勋做寿,辜鸿铭特地赠他一副寿联:

  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

这本是宋代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,希望对方不要灰心失望,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。而辜鸿铭以此联赠送给张勋则另有深意,“擎雨伞”暗指清朝官帽,“傲霜枝”则明喻脑后小辫,其追怀前清之心迹跃然纸上,二人颇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。

 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、皇权制度日暮途穷之末世,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,辜鸿铭有心卫道,却无力回天,只好顽固地与整个进步的时代唱反调,这是时代赋予他的宿命,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“怪胎”而已。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,这不正是“辜大疯子”之真实写照吗?

以上拉杂写了这么多,其实仅是旧士人众生相的冰山一角。作为特殊时期的边缘群体,旧士人们的所言所行恰能折射出“五四”时期中国文化界复杂多元、光怪陆离的那一面。(王学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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